大多數(shù)美國人認為努力工作，而不是高貴的血統(tǒng)，是成功的關鍵。教科書、報紙、小說中充斥著霍雷肖·阿爾杰筆下的故事，即個人憑借強大的動力和堅韌最終躋身上流社會。這些故事，無論聚焦于沃倫·巴菲特的傳奇經(jīng)歷，還是《風雨哈佛路》式的個人奮斗，都表達了同一個意思：社會和經(jīng)濟地位是努力爭取來的，不是從父母那兒繼承來的。上層人士之所以處于上層，是得益于他們的智慧、不懈的努力和強韌的性格。下層人士之所以處于下層，是因為他們有不足之處。

盡管很多人堅信努力工作會有經(jīng)濟回報，也相信無階級社會的神話，但今天美國的經(jīng)濟比許多西方工業(yè)國家更不平等，社會流動性更低。事實恰恰和我們的民族信條相反，在我們國家，從收入微薄到變身大亨，或者從富裕階層跌落至窮困潦倒的概率都很小。美國經(jīng)濟階梯中的上層和底層黏性很強：收入位于全國前1/5或者后1/5的家庭，其子女往往和父輩處于同一個階層。位于經(jīng)濟等級頂層的家庭，其子女基本上壟斷了通往好中學、名牌大學、高收入工作的途徑。

這產(chǎn)生了一個明顯又緊迫的問題：在這個入學依靠個人素養(yǎng)，招聘要求機會平等的時代，這種精英階層的再生產(chǎn)是如何發(fā)生的？很多學科中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仔細考察了國內(nèi)外的歷史經(jīng)濟變化、社會政策以及技術因素，分析它們?nèi)绾螌е仑敻缓褪杖爰械阶罡辉５娜耸种?。這些研究向我們揭示了經(jīng)濟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未能解釋經(jīng)濟特權如何且為何能夠不斷地傳給下一代。

文化社會學家近期開始關注特權的承襲。他們聚焦于學校，闡釋了富裕、受過良好教育的家長如何將優(yōu)勢傳遞給子女，從而讓他們的孩子在正規(guī)教育中處于上風。我們知道，即使是同一所大學的畢業(yè)生，精英家庭的學生也更容易找到高收入的工作。但這種情況是怎樣出現(xiàn)的，又為何會出現(xiàn)呢？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向掌管高收入工作的“守門人”——招聘者尋求答案。能否獲得一份工作、進入某個收入階層，最終取決于招聘者的決定。他們的聘用決定對應聘者個人的經(jīng)濟發(fā)展路徑，以及更大層面上的社會不公平影響重大。我認為，在招聘的每個環(huán)節(jié)，從決定在哪里發(fā)布職位公告、舉辦招聘活動，到招聘小組最終做出選擇，招聘者遵循了一系列分類標準（“篩選”）和各種衡量候選人潛力的方法（“評估指標”），而這些標準和指標都與應聘者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高度相關。這些看似與經(jīng)濟無關的指標，最終共同導致招聘過程根據(jù)父母的社會經(jīng)濟地位篩選學生。

——勞倫·A·里韋拉

雖然公司已經(jīng)將校園招聘限定在了名單校，但評審人仍然會根據(jù)對學校聲望更為精細的定義，進一步在這個挑選出來的群體中對簡歷進行分類。

在簡歷篩選階段，相對地位的差別不再是名單校和非名單校的區(qū)別，而是名單內(nèi)部各學校的相對聲望。公司按照聲望給學校分層，不同層級的學校得到不同數(shù)量的面試名額，核心校的名額多于目標校，這種分配結構在一些公司已經(jīng)制度化了。在另一些公司，最有名的幾所核心校的學生會得到“首輪通過”的特權，他們可以直接進入“必須要”那一類，接受下一步篩選。

01/ “學校聲望等于智力水平”

從個人角度來說，評審人高度倚賴“學校”（他們稱之為教育聲望）作為評價標準，不是因為他們相信名校的精英課程教會了學生如何更好地應對公司生活—實際上，評審們大都認為精英教育，尤其是頂級精英教育，“太抽象”“過于理論”，甚至相比“次一點”的學校提供的更“實用”“針對性更強”的訓練，顯得“沒什么用處”—而是因為評審人賦予了被名校錄取、在名校注冊入學強大的文化意義和品質(zhì)判定。此外，這也與公司的面試配額政策有關。

受訪者普遍把申請人的智力水平與學校聲望畫等號。

在他們的眼中，學校聲望反映了一個人的整體認知水平，而不是與特定工作相關的能力。最明顯的是，他們認為學校聲望高意味著一個人有能力快速學習。律師賈絲明說：

“我在找‘海綿’，你知道，一個哈佛畢業(yè)的孩子學東西會學得很快。”

招聘方看重的不是精英教育的內(nèi)容，而是頂尖學校嚴苛的錄取程序。根據(jù)這一邏輯，學校越是有名，錄取“門檻”就越高，招收的學生就越聰明。咨詢師喬丹解釋道：“頂尖學校的選拔性更強。它們之所以能成為頂級名校，是因為它們確實選拔出了一群更聰明、更有能力的學生。”律師托馬斯同意這一說法：“如果有人上了一流法學院，我會認為他比進入二三流法學院的人智商更高、更專心。”

除了認為什么智力水平進入什么樣的學校外，評審人還常常認為一個人可以自由選擇去哪所大學，相信學生一般會“選擇能去的最好的學校”。因此，在他們的心中，聲望排名提供了一種根據(jù)“智力水平”快速篩選候選人的方法。凱莉在投資銀行負責初篩簡歷，在給模擬簡歷分類時，她揭示了以上假設如何在評審簡歷時發(fā)揮作用。她評價說：“她［薩拉］成績有點低，不過上的是哈佛，所以一定屬于頭腦好的那類……喬納森……去了普林斯頓，所以論聰明程度，他肯定不會處于劣勢。”學校聲望的這種光環(huán)效應，再加上對EPS公司的日常工作不是“尖端科學”的普遍看法，讓評審人確信，擁有名校學歷是一個有力信號，足以反映候選人有能力展現(xiàn)工作所需的分析技能。即使在對量化分析能力要求很高的咨詢領域，情況也一樣，拉塞爾說：

“我已經(jīng)到了這樣的階段，我相信只要一個人上了沃頓，那么他一定懂數(shù)學。”

2018屆哈佛畢業(yè)生

02/ “請解釋一下，你為什么去了‘次級’學校？”

相比之下，無論學生的成績?nèi)绾?，標準化測試的分數(shù)怎樣，只要沒進入頂級名校，就意味著智力不足。許多評審人認為在排名稍遜的學校（甚至排名前十五的學?；蛎麊涡Ｒ膊焕猓┍憩F(xiàn)優(yōu)異的學生“沒能進好學校”，一定是“出了意外”，如若不然，他們的分析能力就要打個“問號”。律師事務所的招聘經(jīng)理瑪麗（在轉為公司的人力專員前曾是一名律師）闡明了這一點：“有時候你會看到本科很好的學生，成績也很好，但后來去了沒那么好的法學院，我經(jīng)常會說‘哎喲！我猜他們一定是法學院入學考試考砸了！’”咨詢師納塔莉在評估虛擬候選人薩拉時即表露出這種看法：

“她是斯特恩（Stern，紐約大學的商學院，在商學院中排名前十，但不在前三）畢業(yè)的。她去那兒要么是因為丈夫在紐約，要么是申請了商學院，但沒能進哈佛或斯坦福。”

決定去排名稍遜的學校（評估者把這看作一種“選擇”）除了意味著可能智力不足外，也常常被解讀成學生德行有虧的證據(jù)，如判斷錯誤或目光短淺。

投資銀行家特里斯坦解釋了為什么去了高選拔性但不是頂尖商學院的學生在應聘時會有劣勢，且為什么理應如此。他聳了聳肩說：“如果你想進投行，就要做點功課，得去一所以把人送進華爾街聞名的學校。”卡洛斯是一名律師，也是頂尖名校的畢業(yè)生，他認為即使候選人進名校會面臨巨大的經(jīng)濟困難，正如他所經(jīng)歷的那樣，也“應該聰明一點，投資自己的未來”。

我觀察了一場多樣性招聘會，作為研究中民族志環(huán)節(jié)的一部分。會上一位白人女性招聘者非常清晰地表達了缺少名校資歷傳遞出的負面信號。在一個針對律師事務所的會場，相當一部分參會者來自第二或第三梯隊的法學院—大部分非白人的法學院學生去的都是這類學校，她讓大家在求職信和簡歷上列出去“次級”學校的原因。

她解釋說：“如果你收到了更好學校的錄取通知，注明是哪一所……如果你是因為有全額獎學金才去了一所學校，那么把‘全額獎學金’放在最前面。如果你選擇離家近的學校是為了幫助家里的生意，那么把它寫上去……總之，你需要有個解釋。”

因此，從很多方面可以看出，EPS公司重視的資質(zhì)不是一流學校提供的教育，而是學生拿到了這些地方的錄取通知書。

校招會

03/ 也有的面試官不喜歡名校學生

盡管教育聲望在很多人看來很重要，但仍有約1/3的評審人在篩選簡歷時不使用這一指標。

是否強調(diào)以教育聲望為評判標準，最大的差別之一在于評審人自身的學歷背景。

名校畢業(yè)的人比其他學校的人更可能使用教育聲望。

在這方面，評審人對教育聲望的定義和解讀與其自身的教育軌跡相呼應，并以之為標準。我與頂尖法學院畢業(yè)生羅杰的一次談話印證了這種模式，他非常喜歡名牌法學院的學生：

羅杰：我和一位一起招聘的人談過，他告訴我，他對學校的態(tài)度跟我完全相反。 他說他不喜歡耶魯、哈佛或其他常春藤學校的候選人，因為上了那些學校的人……認為自己應當做大事，當律師是大材小用了。 如果你找到誰畢業(yè)于福特漢姆（Fordham）或卡多佐（Cardozo）等不帶藤校光芒的地方，他們?nèi)绻黄赣镁蜁浅ｉ_心，只想干好自己的工作，根本不在意自己是不是屋子里最聰明的人，只想好好工作。看看他們招來的人，顯然，他是委員會中唯一秉承那種理念的人。（笑）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標準，每種做法都有一定的風險。

勞倫：你知道他上的是哪所學校嗎？

羅杰：（笑了笑，頓了一下）他上的是福特漢姆大學。

以教育聲望為評估標準（或不以之為標準）不僅與評審人偏愛自己的學校和同類校有關，也與其在成長過程中形成的對成功的深層文化定義有關。例如，投資銀行家奧利弗上的是一所“公立常春藤”，盡管那是一所他稱為“一般”的學校，但在評估候選人時仍然很看重教育聲望，他解釋說：

在東海岸長大，所有常春藤高校都在你附近，周邊還有很多很小但很好的文理學校……我有能力挑出哪些學校更難進……我可能不會認為從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出來的人很厲害，因為我沒覺得那所學校那么難進，這某種程度上來自我的背景經(jīng)歷。

在篩選模擬簡歷時，他把朱莉婭、喬納森——兩人都是“雙藤校”出身——排在了最前面，因為他們出身優(yōu)越，這與前文所說的挑選框架一致。而咨詢師卡倫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

在瀏覽模擬簡歷時，大多數(shù)評審人都質(zhì)疑布萊克為什么“選擇”羅格斯大學，但卡倫把他排在了最前面，認為能夠從羅格斯大學進入哥倫比亞大學證明了他工作十分努力。因此，評審人是否以教育聲望為篩選指標，以及如何用教育聲望進行篩選，既受到他們自身學校聲望的影響，也受到深層文化定義的影響，即他們通過個人經(jīng)歷了解到什么樣的道路能產(chǎn)出“聰明”“上進”“有趣”的人。

無論是官方的招聘政策還是實際的招聘實踐，招聘者很大程度上都把篩選“硬”技能和“軟”技能的工作讓渡給了頂尖的學校的錄取委員會，因為人們普遍認為“一流的人進一流的學校”。

簡歷篩選者普遍秉持的理念，即最優(yōu)秀、最聰明的人集中在這個國家最頂尖的學校里，強化了公司只在特定學校招聘的政策，也為公司的校招名單落地提供了合法性。這種過于強調(diào)教育聲望的篩選方式，放大了社會經(jīng)濟壁壘，阻礙了一些學生進入競技場，也間接過濾掉一群來自普通家庭但表現(xiàn)優(yōu)異的學生。

本文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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