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一種以“禮”為特質和表征的文化。“禮”是一個內涵豐富、外延廣泛的概念，所有行為、儀節(jié)、典章制度、倫理道德等都屬于“禮”的范疇。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禮”是政治思想和社會倫理思想的出發(fā)點和歸宿，是中國古代社會制度重要的理論基礎和價值標準。禮的精神體現在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不但具體化為禮俗、禮儀、禮節(jié)，也通過禮制建筑，如壇廟、祠堂、墓葬等祭祀性、紀念性建筑物等體現出來。中國古代鄉(xiāng)村社會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代中國人慎終追遠的重要場所，彰顯著“敬宗收族、親親有愛”的禮之精神。禮是有秩序的愛。祠堂以血緣之基，融道德、信仰、禮三者于一體，規(guī)范禮制，聚族祭祀先人，團結族人，表達共同的精神寄托。

中國古代農耕文明在漫長的進程中，以“地緣”關系為依據，以“親族血緣”關系為紐帶，形成了宗族——家族共同體，以及根深蒂固的宗族宗法文化心理。古代的“宗族”，是指有宗子，行宗法制而聚合成的“血緣-政治”團體。宋代程頤倡導士大夫階層的宗族祭祀，范仲淹、司馬光等大儒們都在思考著同一個問題，即通過哪種方式重建社會。到南宋朱熹制作《家禮》，提出了“祠堂”這一名詞，確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以程、朱為代表的士大夫階層確定了家禮構想，目的是復興宗子法，使朝廷有“世臣”。程子所立祭祀之法的本意，祭祀的主體是士大夫的宗子，不是庶人。一個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祭祀，叫敬宗；一個家族由宗子率領祭祀共同的先祖，即收族。宋明之后，甚至出現了不設立宗子的“族”。一個同族同姓的村落，盡管沒有“宗”，仍然可以被稱為“宗族”，這個時期的宗族制度，就成了“血緣-社會”團體，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宗族大家庭乃至族內小家庭之間的“親親”要求，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這種“親親”的基礎上，通過祭祀共同的祖先，達到凝聚人心，團結族人，互愛互助的效果。這樣，敬宗收族，使得宗法不僅成為人與人之間的人倫共同體，而且成為生者與死者交通的人神共同體，成為維持社會穩(wěn)定、一統(tǒng)天下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和手段，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與社會功能。

《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聚族而居是祠堂成立的社會基礎，祠堂成了構造家族共同體的物質載體。

祠堂的功能之一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賢。祠堂祭祖能夠對強化宗族觀念形成強烈的心理暗示，從而提高宗族成員之間的凝聚力和親和力；通過祭祀祖先建立家族共同體，保持和促進家族成員之間的和睦友愛。

祠堂祭祀有多種，有季祭、節(jié)祭、生辰祭、忌日祭等，不管豪門或寒族，對祭祀都十分重視，儀式莊嚴，禮節(jié)隆重。祭祀先人是為了教育后人，立約族規(guī)是為了懲治違規(guī)犯律，借祖宗之威，稟祖宗之訓，在一定程度上賦予宗族管理權力的合理性。在祭祀中，族長要宣讀族規(guī)和家訓以及族譜，族長在此代祖宗立言，宣講傳統(tǒng)倫理，告誡和懲罰犯錯子孫。凡做了錯事的族人須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以這樣的方式來懲戒不良行為。通過祠堂祭祀活動向后人宣講孝悌忠信等倫理道德。祭畢，后輩向前輩行禮，族人之間相互行禮，這樣，祠堂祭祀就成了一種精神聯系的紐帶。在這樣的潛移默化中，家族成員從兒童期就受長幼之序、孝悌之禮等熏陶。祭祀活動既加強了血緣關系，又強化了家族內部的向心力，從而對族中成員的行為起到榜樣或約束作用。在特定條件下，成為一種群體標準模式，向前人表達崇敬和哀思，為后人樹立效法的楷模。

祠堂的動文化（祭祀）體現著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靜文化（建筑裝飾）也暗示或滲透著祠堂的功能。裝飾文化作為祠堂文化的載體，涵蓋了濃厚的道德觀念、地域民俗，無論是家居陳設還是建筑中的雕飾彩繪，又或是牌樓照壁都成為傳統(tǒng)文化的載體。洛陽新安縣呂氏祠堂，照壁上刻畫的“龍蛇龜田”象征呂氏族人要勤勤懇懇、腳踏實地，才能福臨；各種各樣的墀頭“耕讀”引導后人要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讀書以立德立行；祠堂里的牌匾、對聯、石刻無不彰顯出其教化功能和含義。河南洛陽偃師史家灣史家祠堂，前門石匾書“史氏宗祠”，左右邊門石刻“忠孝禮儀”“樂善好施”，告誡族人族內團結，忠國孝親，令人肅然起敬。還有的祠堂碑刻祠堂組織、祠堂建筑和家族榮耀，以此來激勵后人慎終追遠，恪守族規(guī)訓示。

河南洛陽孟津縣魏家坡村的魏氏祠堂，坐落于一條長150米、寬10米的東西向古街上，街頭一顆“龍頭槐”、街尾一顆“龍尾槐”寓意保整個村子平安，門樓高大莊嚴，上懸“宗族千秋”的匾額。走進祠堂，可以強烈感受到其在古代社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正廳的核心部分是祭祀臺，臺上成百上千的牌位提醒人們這是宗族的“血脈”傳承，是本族延續(xù)的標志。通過這種方式，強化子孫與祖先血緣相承的聯系，從而激發(fā)族人的歸宿感和認同感。

山東省長清縣孝里鋪南孝堂山頂上的東漢石祠，用青石砌成，坐北朝南，祠室內三面皆有淺線刻畫像，橫貫西北東三面內壁上部的圖像，場面宏大，人物、車馬眾多，有伏羲、女媧、西王母、周公輔成王、孔子見老子等神話、故事題材。孝堂山原名巫山，因山上建有郭氏祠堂而得名孝堂山，祠堂主人郭氏相傳為二十四孝中的東漢人郭巨；祠堂西外墻所篆刻的北齊北平元年（570）齊州刺史胡長仁撰寫的感孝頌，文中提到郭巨養(yǎng)母的故事，頌揚“孝道”，營造出對祖先、先賢崇敬、尊愛的傳統(tǒng)文化氛圍。

儒家倫理中家族觀念尤為深刻，祠堂作為整個家族的聚集活動之所，承擔的是弘揚祖先美德、傳承“孝禮”文化、維系親情意義等功能，從而以傳統(tǒng)文化的孝、悌、顯耀祖先功德等諸多方面，體現對“禮”的理解和強調。禮儀和道德結合在一起，從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圍乃至整個社會，以期實現社會的穩(wěn)定和諧。因此，祠堂祭禮，不僅是“情感-道德”性的，而且是“倫理-政治”性的。

祠堂作為禮制性建筑，并非是文化虛構，而是從對親生父母之愛與敬追溯到對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個宗族真實無妄的倫常尊親的追溯以及對天地諸神的祭拜，關系著對人倫關系、社會結構、政治組織的理解。祠堂文化是中國禮制文化的核心，其豐富的教育內涵及傳承價值，見證了家族起源和發(fā)展歷史。祠堂在建立家族共同體的進程中，把人與人的行為全部納入一個秩序中，親親有愛，形成“天下一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的“禮”主要內容；對共同族源的認同和體悟，為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與社會關系的和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而達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審美“和”的最高境界。

（作者：李玲，系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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