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記者 姚曉丹

　　近日，12歲河南泌陽女童懷孕5個月的消息見諸媒體，再度引發(fā)關注。根據(jù)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下屬的女童保護基金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2016年國內(nèi)媒體公開報道的性侵未成年人（14歲以下）案件433起，受害人778人，而2015年這一數(shù)據(jù)是340起。

　　為什么類似案件多發(fā)，且往往隱藏在公眾視線之外？

　　有人認為懲治不力、量刑過輕。但事實上，早在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就出臺了《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也有評論指出，僅僅從法律層面規(guī)制是不夠的，應該加強家長、孩子的性教育。

　　如何斬斷性侵未成年人的魔爪，社會該怎樣為他們筑牢基本防線？日前，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

1.性侵未成年人?應從重處罰

為何近年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多發(fā)？上海政法學院教授姚建龍認為，這和整個社會對性侵案件的容忍度越來越低有關?！暗@無疑是件好事?！币堈f，無論是司法機關，還是社會民眾，對于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容忍度降低，未成年人的安全感則會隨之升高。

有一種觀點認為，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頻發(fā)與司法實踐中打擊不力有關，但姚建龍并不這么認為：“實際上，2013年對于此類案件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jié)點。‘兩高’‘兩部’出臺《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對未成年人的侵害行為規(guī)定得很具體，且要求懲處從嚴。在司法實踐中也可以看到，對此類案件追訴越來越嚴格，打擊越來越嚴厲?！?/p>

?

????日前，浙江省德清縣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官，走進社區(qū)、鄉(xiāng)村，送法上門，讓市民認識兒童性侵害的危害，避免孩子遭受侵害。姚海翔攝/光明圖片

姚建龍認為，一些人有上述印象，可能緣于前些年有些地區(qū)處理此類事件模糊了行政處罰和刑事犯罪之間的標準，存在以行政處罰、治安管理處罰代替刑事處罰的現(xiàn)象?！暗壳斑@種現(xiàn)象已經(jīng)好轉(zhuǎn)，在司法實踐中會從嚴把握，特別是對于一些聚眾、在公共場所實施猥褻未成年人的行為，起刑就是5年。我認為司法機關從嚴懲治的立場和決心不會動搖?！币堈f。

怎樣有效減少此類事件越少發(fā)生？姚建龍認為，應該把這種行為當作不可觸碰的法律紅線。“無論在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侵害未成年人的行為都是重罪，都是從重處罰、嚴厲打擊的對象。這是保護兒童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特別是未滿14周歲的兒童，他們?nèi)狈ψ晕冶Ｗo能力，對性行為的辨別能力也比較弱，尤其需要法律給他們筑牢安全墻壁。”姚建龍告訴記者。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同樣認為，司法是解決此類事件最重要的一環(huán)?！皩τ谖闯赡耆说那趾?，本質(zhì)上還是成人社會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應該主要從教育和懲戒成人社會那些犯錯誤的人入手?！?/p>

2.性教育和防性侵教育不能混淆

除了司法上從嚴懲處，性教育也是保護兒童必不可少的一環(huán)。

儲朝暉告訴記者，這中間需要厘清一個概念?！靶越逃坏韧诜佬郧纸逃?，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性教育不能僅僅為了防止未成年人受侵害而存在，這不利于他們樹立正確的性文化觀念。性教育應該是溫馨美好的，而防性侵教育應該是更專業(yè)的。”儲朝暉說。

“目前我國性教育存在一些誤區(qū)，性教育最重要的是找到一種孩子們接受、認可的方式方法，編寫教材等還在其次。比如英國兒童保護的十大宣言中有一項條款‘小背心和褲衩覆蓋的地方不能碰’，這屬于性教育嗎？其實這是防性侵教育。我覺得無論是性教育和防性侵教育，最重要的是讓孩子知曉性行為的邊界在哪里?！币堈f。

目前在我國的家庭教育中，性教育還是非常薄弱的一環(huán)。女童保護基金負責人孫雪梅告訴記者，2016年該基金對全國31個省份的9151位家長做過一份問卷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68.63%的家長沒有對孩子進行過系統(tǒng)的防性侵教育，41.37%的家長在教育孩子過程中從沒有提及過防性侵教育。假如孩子遭遇性侵害，50.61%的家長不能確定是否可以從孩子言行中識別，而16.85%的家長表示不能識別。

女童保護基金近年來組織編寫一些關于防性侵教育教材，開設了相關課程，主要包括認識我們的身體、如何分辨和防范性侵害、遇到性侵害時該怎樣做，以及如果遭遇侵害后該做什么等四個部分。

3.“先從公開性侵未成年人罪犯的個人信息開始”

在司法層面，近年來對于兒童侵害案件“零容忍”、從嚴打擊的態(tài)勢明顯，但在法學專家和教育者心目中，還應更關注社會層面的治本之策?！氨热纾袊娴摹犯ò浮螘r面世。”女童保護基金負責人孫雪梅說。

2016年，浙江省慈溪市出臺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信息公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出臺，《辦法》規(guī)定，對于符合條件的實施嚴重性侵害未成年人行為的犯罪人員，在其刑滿釋放后或者假釋、緩刑期間，將通過向各單位門戶網(wǎng)站、微信公眾號、微博等渠道發(fā)文的形式，對其個人信息進行公開。這被稱為中國版的“梅根法案”。姚建龍告訴記者，對這一做法存在較大爭議，有學者認為這有違“一罪不二罰”的法律精神，侵犯當事人隱私權。目前這個《辦法》執(zhí)行效果并不好。而去年8月，上海市閔行區(qū)檢察院與區(qū)綜治辦、公安、法院、教育、民政等部門共同制定《關于限制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從業(yè)辦法（試行）》，同樣引發(fā)爭議，目前閔行區(qū)相關信息庫僅供內(nèi)部查詢。

“但是，這無疑是我們未來的努力方向。我建議，可以先從公開性侵未成年人罪犯的個人信息開始。這是一種震懾。”姚建龍說。

“除了信息公開，我們還希望中國版的‘梅根法案’能推動建立相關犯罪人員檔案，供教育部門以及其他和未成年人接觸的部門使用借鑒?！睂O雪梅說。

長期從事兒童防性侵教育的公益活動，孫雪梅一直有個愿望：“目前對于已經(jīng)受到侵害的孩子，如果沒有很嚴重的身體傷害，沒有醫(yī)院證明，一般很難獲得民事賠償。但很多孩子受到的心理傷害比身體傷害更嚴重，我們希望在司法層面推動設立一個最低的民事賠償標準，用于受性侵孩子的心理康復、心理治療和后期干預?！?/p>

《光明日報》（ 2018年01月30日?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