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文‍化。汝南是梁祝故事的原生地。中國民間藝術家協(xié)會鄭重授予汝南縣“中國梁祝文化之鄉(xiāng)”稱號。梁祝文化有重要的社會教育意義。它教育人們崇尚純真愛情，追求真、善、美。市、縣為弘揚梁祝文化做了大量工作，如請中央電視臺錄制“梁祝采風”專題片，在汝南舉辦“梁祝郵票”首發(fā)式，開展文藝活動，出版梁祝專輯，修葺梁祝墓地等。

梁祝故里是梁山伯與祝英臺愛情故事的發(fā)生地，位于汝南馬鄉(xiāng)鎮(zhèn)。故里遺址現(xiàn)有梁祝墓、梁莊、祝莊、馬莊、紅羅山書院、鴛鴦池、十八里相送故道、曹橋（草橋）及梁祝師父葬地鄒佟墓等。

梁祝傳說相傳，在中國西晉時期，青年學子梁山伯辭家攻讀，途遇女扮男裝的學子祝英臺，兩人一見如故，志趣相投，遂于草橋結拜為兄弟，后同到紅羅山書院就讀。在書院兩人朝夕相處，感情日漸加深。三年后，英臺返家，山伯十八里相送，二人依依惜別。山伯經(jīng)師母指點，帶上英臺留下的蝴蝶玉扇墜到祝家求婚遭拒絕，回家后悲憤交加，一病不起，不治身亡。英臺聞山伯為己而死，悲痛欲絕。不久，馬家前來迎娶，英臺[1]被迫含憤上轎。行至山伯墓前，英臺執(zhí)意下轎，哭拜亡靈，因過度悲痛而死亡，后被葬在山伯墓東側。

各種紀念一千多年來，梁祝愛情故事久傳不衰。這一東方版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不知被多少文藝作品作為經(jīng)典愛情題材競相傳揚。小提琴協(xié)奏典《梁?！房芍^人間仙樂，千古絕唱，聽來蕩氣回腸，余音不絕，多年來一直蜚聲海內(nèi)外。以這一故事為背景的地方戲、民間小調(diào)、評書小段、剪紙、繪畫以致民風民俗流傳甚廣。逢年過節(jié)，當?shù)厝罕姸紩搅鹤Ｄ狗傧銦垼e行各種文娛活動，以示紀念。

為此更名1997年中央電視臺“文藝采風”欄目又以《千古絕唱出中原》為題對梁祝故里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報道,該臺著名節(jié)目主持人周濤與軍事天地節(jié)目主持人張莉曾來此采訪。

2005年12月，汝南縣被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命名為“中國梁祝之鄉(xiāng)”。2006年6月，汝南梁祝傳說又被列入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名錄。為了更好地保護和開發(fā)梁祝文化，擴大駐馬店和汝南在全國的知名度，汝南縣特申請馬鄉(xiāng)鎮(zhèn)更名為梁祝鎮(zhèn)。2007年4月3日，河南省民政廳下發(fā)文件：“經(jīng)省人民政府批準，同意汝南縣馬鄉(xiāng)鎮(zhèn)更名為梁祝鎮(zhèn)”。原馬鄉(xiāng)鎮(zhèn)行政區(qū)域，整體劃歸梁祝鎮(zhèn)管轄。這是中國首個也將會是唯一一個以梁祝命名的地方行政區(qū)。

7月19日，梁祝故里河南省汝南馬鄉(xiāng)鎮(zhèn)更名為梁祝鎮(zhèn)揭牌慶典儀式在當?shù)嘏e行。來自全省各地研究梁祝文化的專家學者，駐馬店市、汝南縣有關方面的領導，外地客商和當?shù)馗扇?000余人冒雨參加了慶典儀式。

探索歷史關于梁山伯與祝英臺這兩個人，有眾多權威專家學者考證歷史上確實真實存在過，而且他們之間的愛情故事也是歷史上確實發(fā)生過的真實事件，并有眾多歷史資料及文物古跡可供佐證。如清乾隆、嘉靖時著名的經(jīng)學家焦循，他在《劇說》卷二中引宋元之際人劉一表《錢塘遺事》及自己親身見聞，說全國至少有4座梁祝墓。其一為河北省河間府（現(xiàn)河間縣）的林鎮(zhèn)梁祝合葬墓；其二為山東省嘉祥縣的祝英臺墓；其三為浙江省鄞縣西十里接待寺后的梁祝墓，亦稱“義婦冢”；其四為江蘇省揚州城北槐子河旁的祝英臺墓。有關梁祝的古跡，目前已發(fā)現(xiàn)17處包括讀書處6個，墳墓10處，廟1座。20世紀50年代，著名作家張恨水在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梁山伯與祝英臺》時，曾根據(jù)民間傳說，考證出10處起源地：浙江寧波、江蘇宜興、山東曲阜、甘肅清水、安徽舒城、河北河間、山東嘉祥、江蘇江都、山西蒲州、江蘇蘇州。

1．據(jù)魏晉史學家考證，“梁祝”故事發(fā)源于河南省駐馬店市汝南縣馬鄉(xiāng)鎮(zhèn)，故里遺址現(xiàn)有梁祝墓、梁莊、祝莊、馬莊、紅羅山書院、鴛鴦池、十八里相送故道、曹橋(草橋)及梁祝師父葬地鄒佟墓等。

2．據(jù)山東省濟寧市文物局副局長、濟寧市梁祝研究會會長、著名的梁祝文化專家樊存常先生考證， 梁山伯與祝英臺包括馬文才，歷史上確有其人，他們之間的故事為歷史真實事件，而且他們的籍地都在孔孟之鄉(xiāng)。唐武德年間(公元618-626年)濟寧市鄒縣(今微山縣)馬坡，有梁祝合葬墓，并立有“梁山伯祝英臺之墓”的石碑，元代濟寧市梁祝讀書處鄒縣嶧山上有梁祝石像，陳云琴游嶧山寫有七絕《萬壽宮梁祝像》云：“信是榮情兩未終，閑花野草盡成空。人心到此偏酸眼，小像一雙萬壽宮”，明朝皇帝欽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崔文奎巡視濟寧馬坡時發(fā)現(xiàn)唐朝修建的老梁祝墓破舊不堪，奉旨重修梁祝墓。馬坡是祝、馬的故里，在古鄒邑西鄰微山湖北岸的馬坡村，唐武德年間(公元618-626年)濟寧市鄒縣(今微山縣)馬坡有梁祝合葬墓，并立有“梁山伯祝英臺之墓”的石碑，明朝皇帝欽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崔文奎巡視濟寧馬坡時發(fā)現(xiàn)唐朝修建的老梁祝墓破舊不堪，奉旨重修梁祝墓，墓碑歷經(jīng)淤積長期深埋，2003年10月27日，山東省濟寧市梁祝文化研究會和微山縣人民政府，隆重舉行了“重修梁山伯祝英臺墓記碑”的復出儀式，這是全國現(xiàn)有九處梁祝墓中，惟一的一塊墓碑，立碑人崔文奎身份為明朝皇帝欽差大臣、南京工部右侍郎、前督察院右副都御史，為中國歷史上見證梁祝故里官方人物之中官位最高、職位最重、權威性最大的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民俗學會理事長劉魁立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民俗學會副理事長賀學君女士，山東省民俗學會原會長李萬鵬先生，山東省民俗學會副會長、山東大學民俗研究所所長葉濤先生等專家學者參加了出土儀式。此碑的出土，引起了新聞媒體的極大關注，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新華社》、《大眾日報》、《齊魯晚報》等眾多的國內(nèi)新聞媒體與韓國、日本、新加坡、美國等外國新聞媒體對此進行了報道，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在國內(nèi)外引起了很大轟動，引起了世人的極大關注。這是全國現(xiàn)有九處梁祝墓中，惟一的一塊墓碑，全文843個字，與神話傳說戲曲截然不同，不僅載明了二人合葬的地方，還點明了地方官員指令二人合葬的原因。根據(jù)碑文記載得知，作為獨生女的祝英臺，女扮男裝外出到鄒城嶧山求學讀書，自九曲村過吳橋東遇梁山伯，二人偕同，嶧山授業(yè)，晝則同窗，夜則同寢，三年衣不解，可謂篤信好學者。一日英臺思鄉(xiāng)回家，山伯得知真相，往其門拜訪，別后不一載，疾終于家，葬于吳橋東（據(jù)鄒縣志載此橋在明隆慶年間被淹沒），英臺眼見馬家迎親將至，苦思山伯，情深意切，遂舍身取義，悲傷而死，鄉(xiāng)黨士夫謂其令節(jié)，從葬山伯之墓。

根據(jù)碑文記載和實地考察，傳說中的梁祝故事原地為宜興市。其理由是：在時間上馬坡石碑是記錄梁祝故事最早的。不要說該碑根據(jù)外紀所記，即便是立于正德十一年，也大大早于晚清時期的《寧波府志》、《宜興志》；從地理方位來看符合實際，梁祝合葬墓位于馬坡村西南，距北面祝英臺所在的九曲村約三公里，而距東南梁山伯所在的薄梁村約十公里，如果祝英臺到嶧山求學過吳橋與山伯相遇是合情合理的。

關于梁祝故事的產(chǎn)生年代問題，樊存常認為，根據(jù)梁祝墓祭碑碑文推測，此故事最早應產(chǎn)生于漢代。三國魏晉時期社會動蕩不安，沒有產(chǎn)生此類故事的社會背景，選官制度也不可能讓梁祝去追求讀書做官之路，唯有社會安定，儒家思想占統(tǒng)治地位的漢代才有梁祝故事產(chǎn)生的土壤。濟寧為中國漢代碑文出土文物最多的城市，全國大部分漢碑出自濟寧，作為孔孟故里的濟寧，漢墓眾多、規(guī)模之大，陪葬品之多在全國聞名，比較有代表性的有：嘉祥武氏家族墓群、曲阜九龍山漢墓群、任城王漢墓群等，這些都是當時注重厚葬的社會風俗的反映，另外，而且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關考古專家在對梁祝墓周圍的墓地進行勘探發(fā)掘時，發(fā)現(xiàn)有很多漢代墓葬，并出土有陶罐、泥人、動物獸等。據(jù)此，可進一步推斷此墓為梁祝漢代合葬墓。以上均為“梁祝覓蹤”節(jié)目組電視臺采訪馬坡梁祝墓的真實現(xiàn)場視頻報道。同時祝英臺所在村莊九曲村發(fā)現(xiàn)了大量漢代石碑，微山縣馬坡鄉(xiāng)政府黨委宣傳干事吳琦，是梁祝文化研究的發(fā)燒友，一直在當?shù)孛耖g探訪搜集梁祝的有關材料，至今已經(jīng)有10多年。就在“梁山伯祝英臺墓記”碑出土后，吳琦又發(fā)現(xiàn)了新的重要線索，他從九曲村找到了一小塊殘破的漢代石碑，上面刻有幾個祝姓字樣。這塊小碑令他很興奮，這說明漢代九曲村的確曾經(jīng)有祝姓人氏生活過。這是梁祝為濟寧漢代人極為有利的證明。

3．江蘇宜興的梁祝文化研究者長路曉農(nóng)則認為，從歷史記載看，梁祝故事的文字記載最早在宜興。江蘇學術界、史志界、旅游界的多位專家認為：從宋咸淳《毗陵志》至明代馮夢龍的傳奇小說中，都有大量文字及其他證據(jù)顯示，梁山伯和祝英臺系宜興人氏。

4．梁祝文化研究專家、寧波市鄞州區(qū)文聯(lián)主席麻承照說，根據(jù)他對《鄞州縣志》的研究，梁山伯應是鄞州人，祝英臺應是上虞人。

5．梁祝傳說產(chǎn)生于晉朝?，F(xiàn)存最早的文字材料是初唐梁載言所撰的《十道四蕃志》。到了晚唐，張讀所撰的《宣室志》作了文學性渲染，可見其大致輪廓：“英臺，上虞祝氏女，偽為男游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yè)。山伯，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友，方知其女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馬氏子矣。山伯后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適馬氏，舟過墓所，風濤不能進，問知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忽逢裂陷，祝氏遂并葬焉。晉丞相謝安奏表其墓曰義婦冢。”

6．現(xiàn)存較早、也較完整的是宋代明州(今寧波)知府李茂誠的《義忠王廟記》，文中說梁山伯生于公元352年農(nóng)歷三月初一，死于373年農(nóng)歷八月十六，終年21歲，未曾婚配；祝英臺出嫁在374年暮春；梁山伯廟(又名“義忠王廟”)修建于397年。如記載可靠，“梁祝傳說”當產(chǎn)生在公元374年至397年這20多年內(nèi)，完全形成則在宋代到清末。此后比較重要的文獻記載，還有明代馮夢龍的《李秀卿義結黃貞女》，清代邵金彪的《祝英臺小傳》，后者出現(xiàn)了化蝶的結局。

7．1997年7月，寧波的梁山伯廟出土一座晉代墓葬，墓的位置、規(guī)格和隨葬器物與志書記載的梁山伯鄞縣縣令身份和埋葬地相吻合，被認為是可信的實物資料。

8．其他史籍記載：

1．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載言《十道四番志》記載：“義婦祝英臺與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2．南朝梁元帝時(公元552-554年)《金樓子》一書中有記載。明代徐樹丕《識小錄》中記敘：“按，梁祝事異矣！《金樓子》及《會稽異聞》皆載之”。(二書已失傳)

3．晚唐(公元851年)張讀《宣室志》記載：“英臺，上虞祝氏女，偽為男裝游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yè)，山伯，字處仁。……問知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忍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晉丞相謝安表其墓曰‘義婦冢’”。

4．北宋徽宗大觀年間(公元1107-1110年)明州(今寧波)郡守李茂城寫的《義忠王廟記》記載：“神喟然嘆曰：‘生當封候，死當廟食，區(qū)區(qū)何足論也。’后簡文帝舉賢，郡以神應君，詔為鄮令。”

5．南宋干道五年(公元1169年)，張津《干道四明圖經(jīng)》稱：“義婦冢，即為梁山伯祝英臺同葬之地也。在縣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廟存焉。……按《十道四蕃志》云：‘義婦祝英臺與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6．南朝齊武帝時(公元483-493年)《善卷崇記》：“齊武帝贖英臺舊產(chǎn)建寺”

7．唐初(公元705-732年)梁載言《十道志》記載：“善權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臺讀書處’。”

8．北宋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咸淳毗陵志》記載：“祝英臺讀書處，號‘碧鮮庵’。皆有詩云：‘蝴蝶滿園飛不見，碧鮮空有讀書壇。’俗傳英臺本女子，幼與梁山伯共學，后化為蝶。然考《寺記》，謂齊武帝贖英臺舊產(chǎn)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

9．明代作家馮夢龍(公元1574-1646年)《古今小說》記載：祝英臺為宜興人，梁山伯為蘇州人。并說祝英臺是哥嫂將其許于馬家，文中還有地裂、入墳、化蝶之說。

10．中國的梁祝故事，流傳到國外至今發(fā)現(xiàn)的最早要屬近鄰朝鮮、韓國了。新近研究發(fā)現(xiàn)，在五代十國至宋代(918一1200年)時期，唐代著名詩人浙江余杭人羅鄴的七律詩《蛺蝶》，已被高麗王國時代人輯人了《十抄詩》，其中有“俗說義妻衣化狀”的詩句，指的就是梁祝的故事，并且衣化為蝶。到中國宋代，高麗人編輯的《夾注名賢十抄詩》，不但收入了羅鄴的《蛺蝶》詩，而且在注釋中加上了一段《梁山伯祝英臺傳》。這是至今看到的最早流傳到國外的梁祝故事，而且從“女扮男裝”到衣裳“片片化為蝴蝶子”，比較全面完整地敘述了梁祝傳奇故事?？梢?，梁祝文化走向世界，歷史久遠。而且以后幾乎傳遍了整個朝鮮半島。

9．此外，關于梁山伯與祝英臺這兩個人，有其他版本傳言：梁是明代人，祝是南北朝人，兩者相隔千年。祝本是俠女，劫富濟貧，曾三去馬太守家盜銀，最后中馬之子馬文才埋伏死于亂刀之下。百姓將其厚葬并在墳前立碑，年久，該碑下沉于地下。梁為浙江寧波府鄞縣縣官，清正廉潔，中年喪妻，無子，死后入葬時刨出祝之墓碑，眾惋惜之余又不忍拆除祝墓，可是，為梁擇地而葬又似不妥，故合葬，立碑，黑者為梁，紅者為祝……從此敷衍出動人的傳說，據(jù)查證，此記載最初版本為82年報刊山海經(jīng)搜集的浙東民間百姓口頭故事，并非歷史資料記錄，該文作者曾于86年從慈溪給編者來信說：“梁山伯與祝英臺是兩個朝代的人，祝英臺是女俠，梁山伯是清官，兩者墓穴碰巧在一塊的傳說故事”是年輕時曾做小販的同村的民間醫(yī)生講給他聽的，而這位鄉(xiāng)村醫(yī)生又是從寧波中山公園聽一位老人講的這個故事。當時公園內(nèi)有好幾個人在講梁祝愛情故事，這個鄞縣老翁搖搖頭說：‘都是亂話！'這位鄉(xiāng)村醫(yī)生便上前動問：‘ 老伯，他們講的是亂話，那真話究竟是怎樣的呢?'鄞縣老翁便講了這個故事。”，因此該文作者便將這位寧波公園老翁講述的故事刊登在了報刊山海經(jīng)上，而事實上根據(jù)晉代謝安有感于梁祝故事上報朝廷，封祝英臺墓為“義婦冢”的歷史事實以及早在唐朝、宋朝、元朝均有眾多權威史籍及名家的文學著作明文記載兩人姓名及生平事跡，且梁祝傳說早已于唐宋年間傳入高麗，宋朝高麗史籍中明文記錄兩人姓名及生平故事的情況看來，此“梁祝屬于兩個朝代”的說法并非歷史文獻記載，而是民間百姓的主觀臆想，其可信度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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